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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 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4页）

大家听了，哄堂大笑。

教授费巩，极有才子气，一度对竺可桢不满，开教务会时，当面冷嘲热讽：“我们的竺校长是学气象的，只会看天，不会看人。”

竺可桢微笑不语。

后来，他不顾“只有党员才能担任训导长”

的规定，认定费巩“资格极好，于学问、道德、才能为学生钦仰而能教课”

，照样请他做训导处长。

这名校长，曾在新年之夜，全家吃霉米，却把自己的工资分给教员们。

难怪当时的数学教授苏步青，提到竺可桢时反复念叨：“他真是把教授当宝贝儿，当宝贝儿啊。”

有人认为，这是因为“他的人品一如他老家绍兴的白墙黑瓦，一派日月山川般的磊落明静”

。

到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

书评家马勇曾感叹：“在当时流乱的时局下，中国的大学教育并没有就此垮台，相反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民族复兴保留了难得的读书种子，毫无疑问是因为，那时的中国还有一批有见解、有能力的大学校长。”

达观为怀

竺可桢被公认为中国气象、地理学界的“一代宗师”

，他早年主持建造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成为中国近代气象科学事业的发扬地。

1961年他撰写了《历史时代世界气候的波动》，1972年又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等学术论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

日本气候学家吉野正敏评价道：“经过半个世纪到今天，他所发表的论文，仍然走在学术界的前面。”

从1917年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开始，竺可桢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其中又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

由于战乱，只保存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又37天，其间竟然一天未断。

这些日记页页蝇头小楷，一笔不苟，共计800多万字，令人叹为观止。

“文革”

期间，由于周恩来的保护，竺可桢没有直接受到暴力冲击，但却失去了工作。

1974年春节，因肺气肿病情恶化，竺可桢住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他一如既往地测量、记录天气变化，1974年2月6日，他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他一生最后的一篇日记：“雨起，阴转多云，东风1到2级，最高-1℃，最低-7℃。”

第二天凌晨，竺可桢去世，享年84岁。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曾写道：“我们应以达观为怀，我们生活在这一伟大的时代里，我们生逢其时，一生可以胜过古代千载，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这种幸福感贯穿了竺可桢的一生，不管是在早年流亡路上，还是晚年身处动乱，他始终以一名科学家的本色，奋力奔走在永不止息的“求是”

路途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