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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相伯 生死护中华（第2页）

后来，他进入大修院，继续学习哲学和神学，并最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

1876年，马相伯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

，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

他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

日本维新而高丽（朝鲜）守旧，在对照中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

，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

1899年，马相伯辞官回到上海，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

此时，他已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

，决定兴办学堂。

于是，便有了他“毁家兴学”

的壮举以及震旦学院的诞生，成就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

诚如梁启超所言，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

，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

，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

，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

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

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

的新生。

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

于右任。

他“潜逃”

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位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他易名“刘学裕”

，以避人耳目。

肄业于此的学生，还有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却遭到天主教会方面的不满和反对。

1905年，天主教会趁马相伯生病休养之机，派法国传教士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名为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实则为了加强对震旦学院的控制。

这位金发碧眼的法国传教士刚到震旦学院，便取消了孔子诞辰假期，强迫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

同时“尽废旧章，别定规则”

，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不许阅读进步书刊等，就连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

南从周的“倒行逆施”

，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公愤，大批学生相继退学，以示抗议。

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