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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地方权力强势的形成（第9页）

，1886年改为“筹边军饷”

，1892年改为“筹备饷需”

，年额200万两。

（7）出使经费。

始于1876年，每年解100余万两，最多达190余万两，由海关六成洋税项下指拨。

（8）固本京饷。

始于1863年，用于保卫京师的直隶练军和神机营的军饷，年额65万两。

（9）备荒经费。

始于1883年，定额12万两。

（10）京师旗营加饷。

始于1885年，用于加练京师旗兵经费，总额133万两。

（11）铁路经费。

始于1889年，用于筹筑芦汉铁路，年额200万两，1891年移用于关东铁路。

第二，实行税收分成制度。

所谓税收分成，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就某一税收按一定比例分割，这一办法当时仅采用于海关税。

税收分成起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对英、法的战争赔款，根据《北京条约》规定，清政府需向英、法两国各赔款800万两，各在通商口岸海关税收中扣二成按期交付，合计四成，即史称的“四成洋税”

。

由此，清朝中央政府从已被地方截留的海关税中间收回了四成税收的支配权，到1866年（同治五年）赔款清偿以后，这四成海关税就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

到1873年，清廷作出明文规定，每年将这四成海关税“解交部库，另款存储”

，作为“的款”

，“一概不准擅动”

，“专备总理衙门及海防统帅大员会商拨用”

。

但地方督抚们不甘心失去这四成税收，仍想方设法截留。

如江苏巡抚李鸿章奏准朝廷，自1867年起酌留二成，其中一成作为江南制造总局的造船经费。

福州船政局因原有的闽海关六成洋税不敷使用，从1876年起再从闽海关四成洋税中每月拨用2万两。

正是由于这种情况，中央政府只得通过增加上述专项经费的指拨，以扩大对海关四成洋税的支配份额。

第三，隐匿厘金收入。

地方政府还采用隐匿厘金实收数额的手法与中央政府争夺利益，如1880年户部在奏报整顿厘金办法时抱怨说：“近年以来，核计抽收数目递形短绌，虽子口税单不无侵占，而此项款目本无定额，承办官员恃无考成，隐匿挪移，在所不免。”

光绪时期不断有人指出：“度支告匮……外省入款，报部者十只五六，其余外销之款，未闻数十年间二十二行省将军督抚，有一和盘托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