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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新旧党争与帝后冲突（第10页）

先前的旧有体制运转不灵，效率低下，尤其是他个人实在有点指挥不动可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反对的意见由于各种原因并没有及时上达天聪，而中下级的年轻官僚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他呈递必须裁撤冗署、冗员的理由和方案。

光绪皇帝不顾后果、“于变政勇决已甚”

的政治姿态，显然对于已经恐慌的人心起到了更大的负面影响，稳定的政治局面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已被裁撤的官员和即将被裁撤的官员都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牺牲品。

从这个意义上说，光绪皇帝主导的行政体制改革即便不是戊戌年间政变的直接原因，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政治局面的发展，为慈禧太后重新出山、垂帘听政提供了契机。

六　设新局

9月13日，光绪皇帝决定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集通国英才数十人，并延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将一切应举、应革之事全盘筹定，定一详细规则，然后施行。

是日晨，光绪皇帝召见湖北候补知府钱恂，试图通过与张之洞关系密切的钱恂了解张氏对设立议政局的看法，并向钱允诺“议政局必设”

。

同一天，光绪皇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相关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氏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的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赴颐和园面见慈禧太后，待与慈禧太后讨论并经太后批准后予以实施。

也是在这一天，康有为代宋伯鲁草拟《请选通才以备顾问折》，建议清政府于内廷开设懋勤殿，由皇上亲自选聘天下通才十人入值懋勤殿，作为皇帝的高级顾问，并在此折中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

与此同时，康有为大肆活动，致使京城政治场人人咸知光绪皇帝已经决定设置懋勤殿，“以为今日谕旨将下而卒不下，于是益知西后与帝之不相容”

。

原本因大规模裁撤冗署、冗员而高度恐慌的京城政治场更加动**不安，谣言四起。

凡此，都无形中增加了后来政治变动的几率。

康有为代宋伯鲁拟就推荐奏折之后仍不放心，他于是日午后“面有喜色”

地找到王照与徐致靖，将他获知将设懋勤殿的消息大体转告，并称谭嗣同已经请光绪帝开懋勤殿，用顾问官十人，业已商定，但须由外廷推荐，并将此十人名单出示，要求王照、徐致靖二人立即草拟奏折，推荐此十人。

王照、徐致靖分别缮写两份推荐奏折，王照参照康有为的名单推荐了康广仁、徐致靖、宋伯鲁等六人，而徐致靖则参照康的名单推荐了康有为等四人。

是日夜，这两份奏折呈递清廷。

从光绪皇帝方面来说，9月14日这一天和往常一样，他在按先前的计划在乾清宫召见北洋水师学堂总办候补道严复及办理其他事务之后，至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并准备就懋勤殿等事务向慈禧太后当面请示。

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慈禧太后哭诉自己的委屈，并离间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称“皇上为左右荧惑，变乱朝政，求老佛爷作主”

。

而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们也可能因为新政的改革最终将侵害他们的利益，他们也随着怀塔布在慈禧太后面前肆意诋毁由光绪皇帝主导的新政改革。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判断。

光绪皇帝在向慈禧太后请安后，慈禧太后劝告他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的汉人政治新锐提拔到政治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王朝的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

去议政。

对于慈禧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皇帝有些能够接受，有些则不免进行了解释与辩白，这反而激怒了太后。

在太后看来，光绪皇帝的态度正好验证了几天来怀塔布等人在她面前的那些离间。

于是慈禧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皇帝：“小子为左右荧惑，使祖宗之法自汝坏之，如祖宗何？”

太后的愤怒终于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向太后说：“时事至此，敌骄民困，不可不更张以救，祖宗在亦必自变法。

臣宁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而负祖宗及太后之付托也。”

两人不欢而散。

光绪皇帝根本无时间也无心情向太后提及与讨论于内廷开懋勤殿的计划，遂极其郁闷地返回自己的住所玉澜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