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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朝政变故与李纲谠论（第4页）

恭闻戎辂临驻江干，将大有为，以成戡定之烈。

欣幸之情，倍万常品，顾虽衰病，尚庶几未填沟壑间，获观陛下恢复中原，摅愤千古，志愿毕矣！

[16]

李纲将自己十二年来的素志和积愤，表白无遗。

但对宋高宗与很多士大夫的降金乞和之初心，是否因宋徽宗之死，而真能有彻底的改变，却深以为忧，不得不先事劝诫。

宋高宗也不能说全无一时的冲动，甚至决定将全国大部兵力归岳飞指挥，以行北伐大计。

但因张浚和秦桧的反对意见，又很快收回成命。

因宰相张浚处置失当，使岳飞一度愤慨辞职，而从此皇帝与岳飞的裂痕也愈来愈深。

值得注意者，是陈公辅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却出面为岳飞辩护，上奏说，“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

。

“前此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不应近日便敢如此。

恐别无他意，只是所见有异”

[17]。

张浚设法推行原议，罢刘光世兵权，却处置乖谬，结果淮西的行营左护军发生兵变，前沿部队四万余人投敌，小朝廷上笼罩了一片惶恐气氛。

志大才疏的张浚因而下台，赵鼎回朝复相。

淮西之变后，李纲是很少数几个能正确对待这次事变的文臣；而在宋廷政策的转变关头，李纲又不得不对国事产生极深重的忧虞。

他特别连上两奏，第一奏枚举“措置失当者五”

，“深可痛惜者五”

，又提出“鉴前失，以图将来者”

五条，但他特别强调，“自古创业、中兴，艰难之际，叛将不能无也”

。

“今淮西一军数万之众，一旦叛去，固不为小变。

若能应之于后，亦未足为吾害也”

。

“倘以一时之变，而议退避，则车驾一动，大事去矣！

所谓坚圣心之守，而勿轻动，在今日为不可后也”

。

他特别感慨地说：

愚臣私忧过计，不识忌讳，激于忠愤，忘生触死，冒进狂瞽。

然臣闻天地之变，不足为灾；人不尽言，国之大患。

侍从者，献纳论思之官也；台谏者，耳目腹心之寄也。

今侍从、台谏以言为职，类皆毛举细故以塞责，所论不过簿书、资格，守、倅、令、丞除授之失当，至于国家大计，系社稷之安危，生灵之休戚者，初未尝闻有一言及之。

陛下试察，如淮西之变，侍从、台谏之臣亦有见危纳忠，为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怀禄而不敢谏，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忧者。

臣以蠢愚，夙荷睿奖，每思竭尽心力，以报大恩。

第以人微迹疏，无阶自致，遇事辄发，罪当万死。

伏望圣慈哀怜孤忠，留神听览，傥有补于万分之一，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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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段文字说尽了自己空有“孤忠”

报国的**，却不得匡世济时，而处于“人微迹疏，无阶自致”

的辛酸和感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