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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重塑凯尔特人（第3页）

卢伊德的这本书重申了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的种族特征，并赋予了他们悠久而光荣的血统（比英格兰人还要古老得多），为这两个民族灌输了一种新的自豪感，并提供一个重建其独特身份的坚实的学术基础。

这两个民族都说自己的语言，这是一个额外的好处，因为从此以后语言可以作为主要的文化标志来发展。

威尔士人抓住了这个机会。

1725年，锡安·赖泽赫（SionRhydderch）出版了第一本全面的威尔士语法书。

在这个世纪余下的时间里，威尔士语的受欢迎程度稳步上升。

佩松的作品在布列塔尼也产生了类似的影响，但这种复兴很短暂。

《联合条约》实际上代表了新教利益在英国范围内的结合，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天主教和法国。

考虑到当时的情况，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卢伊德选择称这种本土语言为西凯尔特语言而不是高卢语（否则他可能会考虑采用这个名字）。

在使他的术语与佩松一致的过程中，他也把威尔士人的理想与布列塔尼人的理想联合在了一起——这两个都是少数民族，都面临着被更大的国家吞并的威胁。

《联合条约》的一个影响是，大不列颠的居民开始不无道理地称自己为不列颠人，而这个词以前曾被用来表示威尔士人。

在他们的名字被挪用后不久，威尔士人开始被称为凯尔特人，这个词很快被扩展到所有讲凯尔特语的人。

因此，可以说，凯尔特人的重新出现（有些人会说是重新发明）发生在18世纪早期，此时，关于这一议题学术界正在广泛争论，而发展中的民族国家则在其中寻找相关政治支持。

从那以后，过去和现在的大西洋凯尔特人的概念被热情地接受了，并且今天仍然活跃在从音乐到政治的广泛领域中。

对18世纪的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凯尔特人和凯尔特人的特性很快成为他们喜欢的主题。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位人物是威廉·斯图克利（WilliamStukeley，1687—1765），他于1723年开始撰写一部四卷本的《古凯尔特人史》（HistoryoftheAs）。

这项工程未能竣工，但有两卷得以问世，第一卷出版于1740年，讨论的是巨石阵；第二卷在三年后出版，讨论的是埃夫伯里石阵。

斯图克利认为这些遗迹是“古代凯尔特人的神庙”

，因此是古代德鲁伊的领地。

斯图克利的研究始于对这些遗迹及其地貌的细致观察和描绘，但是，随着他对德鲁伊教的狂热，他修改了事实，以适应日益花哨的理论。

埃夫伯里石阵及其林荫道和被称为圣所的小圈子的平面图被逐渐改变，最终成为一条身体（埃夫伯里石阵）盘绕一圈的蛇，圣所则成为蛇的头（在后来的绘画中，圣所变得更像是一个头的形状）。

在斯图克利看来，德鲁伊的作品在英国乡村的古代遗迹中随处可见。

其他许多人和斯图克利有同样的嗜好。

那位整理爱尔兰语词汇表的约翰·托拉德在1719年写作了《德鲁伊的历史》（HistoryoftheDruids），发表在1726年和1747年出版的文集中。

在布列塔尼，佩松的工作重新引发了人们对凯尔特人和德鲁伊的兴趣。

他们把所有现存的巨石纪念碑都归于凯尔特人时期，尤其是德鲁伊时期。

无论是马洛·科雷·德拉·图尔-道弗涅（MaloCorretdelaTne）的《欧洲最古老的民族高卢人的起源》（auloisescellesdesplusanspeuplesdel’Europe，1796），还是雅克·康布里（JacquesCambry）的《凯尔特遗迹》（Moiques，1805）都持这种观点。

虽然18世纪古物学家的过分行为可能看起来很有趣，甚至滑稽，现在取笑他们似乎不难，但是他们的理论和假设是考古学迷人的发展过程的一部分。

对他们来说，巨石纪念碑的建造日期并不确定，把他们初次研究的最伟大的野外纪念碑与他们新发现的凯尔特人概念联系起来，这不是不合逻辑的。

直到19世纪，才有了一个基于三时期分段法的相对年代表，即从石器到青铜器再到铁器的技术变化的概念，使巨石阵的年代可以被测量，并与凯尔特人的时代分开。

然而，如果我们接受上述观点，即凯尔特语的起源要早得多，那么18世纪的学者也许错得就没这么离谱了!18世纪的凯尔特热更具有创造性。

如果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布列塔尼人是凯尔特人的直系后裔，那么在今天的文化中，是否有可能找到过去的回声呢？

最早声称这样做的人之一是苏格兰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Ma），他在1760至1763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并将这些诗歌归于半传奇式的凯尔特诗人芬格尔（Fingal）之子奥西恩（Ossian）。

第一卷名为《苏格兰高地收集的古诗歌片段，由盖尔语或厄尔斯语翻译而成》（FragmentsofAry，colletheHighlandsofSd，andtraheGaelicuage）。

接下来是两部长篇史诗，《芬格尔》（Fingal，1761）和《特莫拉》（Temora，1763）。

他声称，他的资料来源是1200或1300年前的两部手稿。

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是一个惊人的发现。

他的翻译工作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奥西恩诗集》被广泛阅读，成为19世纪初欧洲兴起的自由运动的灵感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