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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文字与进化（第6页）

海通之后，“泰西之物，多吾中国所本无”

，若字不加增，则必会导致“所名之物无一确者”

。

解决的方案有二，一是“用俗语”

，二是“于中国文字之外，别创新字以名之”

，则可使名实与俱，不致两歧。

[147]显然，汉字面临着“格致”

的挑战，也不仅是切音字运动者的看法。

刘师培这里的意见和前引孙宝瑄的话是一样的，而二人均倾向于继续使用意符字。

彼时刘师培尚强调文言一致的重要性。

到了1908年，他的态度略有变化。

在《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中，他系统论证了“中土之文，以形为纲，察其偏旁，而往古民群之状况，昭然毕呈”

的看法，认为这可以为社会学研究提供很多帮助。

他特意指出：“今人不察，于中土文字，欲妄造音母，以冀行远。

不知中土文字之贵，惟在字形；至于字音一端，则有音无字者几占其半。

及西籍输入，每于人名地号，移写汉名，则所译之音，扞格不相合，恒在疑似之间。

又数字一音，均昧其所指，恒赖汉字形为区别。”

刘师培所指汉字之优势，恰是切音字运动对汉字的批评，二者南辕北辙，愈去愈远。

刘师培强调：“若舍形存音，则数字一音之字，均昧其所指，较之日人创罗马音者，其识尤谬。

知中国字音之不克行远，则知中国文字之足以行远者，惟恃字形。

而字形足以行远之由，则以顾形思义，可以穷原始社会之形，足备社会学家所撷摘，非东方所克私。”

对于“隶楷体行，浸失其真”

的现象，刘师培建议：

取《说文》一书译以Esperanto（即中国人所谓世界语）之文。

其译述之例，则首列篆文之形，或并列古文、籀文二体，切以Esperanto相当之音，拟以Esperanto相当之义，并用彼之文详加解释，使世界人民均克援中土篆籀之文，穷其造字之形义，以考社会之起源。

此亦世界学术进步之一端也。

[148]

刘师培那时正在宣扬国粹主义，同时他也是个积极的无政府主义者，这里他把两个视角结合在一起，重新发现了中国文字“历久”

的优势。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17世纪，西人就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早的语言，而直到1852年，美国传教士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1812—1884）还坚持认为：“汉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可追溯到巴别塔时代。”

[149]汉字的象形特征也一度被正面肯定。

18世纪，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GottfriedWilhelmvonLeibniz，1646—1716）认为，汉字重形，故能超越不同国家和族群的区分（即刘师培所谓“行远”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创立一种“世界性的语言”

。

而在更早的时候，英国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Fran，1561—1626）就已经提出：“汉语字表达的不是字母，不是词，而是事物与概念。”

[150]

然而，对于急于救世的人来说，社会起源的研究未免过于迂远，本非他们考量的对象。

事实上，在笃信进化论者的人看来，汉字有利于察知“往古民群之状况”

，恰恰证实了它的“原始性”